<output id="lktvl"><track id="lktvl"><delect id="lktvl"></delect></track></output>

      <ins id="lktvl"><video id="lktvl"><optgroup id="lktvl"></optgroup></video></ins>

      1. <sup id="lktvl"><small id="lktvl"></small></sup>

        <code id="lktvl"></code>
          <code id="lktvl"><option id="lktvl"></option></code>
            <sup id="lktvl"><track id="lktvl"></track></sup>

          1. 首頁 > 法律園地 > 律師博文 > 正文

            反商業賄賂的思考

            more

            來源:劉衛閱讀次數:5419時間:2013-04-23

             

            反商業賄賂的思考

            近日,浙江省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終審判決,駁回瑞安市珍味樓酒店上訴,維持瑞安市法院一審對該酒店收取“進場費”屬商業賄賂的判決。自200412月至20053月,瑞安市一家副食品有限公司為了推銷某品牌啤酒,先后以“進場費”和“專場費”給珍味樓酒店現金5.8萬元。工商局認定珍味樓酒店在商品購銷過程中收受副食品公司的賄賂,對其作出沒收違法所得5.8萬元,并罰款1.7萬元的行政處罰決定,該副食品公司被另案處理。后珍味樓酒店向瑞安市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判令工商局撤銷對其所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200611月,瑞安市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珍味樓酒店收受商業賄賂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瑞安市工商局的行政處罰決定適用法律正確,程序合法,遂維持行政處罰決定。長期以來,人們對諸如“進場費”之類的商業領域潛規則已司空見慣,溫州法院的判決對澄清交易觀念、維護市場秩序等方面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在商業賄賂泛濫的今天,我們有必要從理論角度對反商業賄賂中存在的某些缺失進行反思。

                一、商業賄賂在我國的現狀

                商業賄賂是指經營者為銷售或者購買商品而采用財物或其它手段賄賂對方單位或者個人的行為。我國刑法上沒有將商業賄賂作為一個獨立罪名,僅以“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工作人員賄賂罪”的形式作為表現,具體包括“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人員受賄罪”和“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人員行賄罪”兩類。事實上,根據行為性質、金額大小等特點,商業賄賂行為既可能因觸犯《反不正當競爭法》而承擔民事上的責任,又可能因觸犯《刑法》而直接構成犯罪。從目前來看,商業賄賂在我國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大特點:

                第一,領域廣泛,利益性強。中央辦公廳(20069號文件提出了醫療、工程、地價評估、政府采購、產權交易、資源開發和經銷等六個治理商業賄賂的重點行業,此外,以往認為不值得賄賂的新聞、文教等所謂“清水衙門”,也已成為商業賄賂的重點公關對象。可見商業賄賂在我國的觸角之長,涉及領域之廣。

                第二,手段多樣,且多較為隱蔽。當前商業賄賂的作案方式呈現出多樣化、智能化、隱蔽化等特點,作案者通過回扣、折扣、傭金、附贈等多種途徑和方式對相關單位、相關人員進行糖衣轟炸。賄賂的形式也從一般意義上的財物擴展到股票、債券、旅游、就學、特殊待遇、性賄賂等多種形式,近年來甚至出現了打麻將故意輸錢、贊助聯歡會故意讓目的人在抽獎中中大獎等形式。由于行賄、受賄多用暗箱操作,加之行賄人與受賄人又非等閑之輩,既有保護傘,又有關系網,以致許多案件很難被及時發現和查處。

                第三,主體多樣化,公賄現象普遍。商業賄賂的犯罪主體已經由單一的自然人發展到團體犯罪,單位行賄、單位受賄、公款行賄等現象日益突出。此外,窩案、串案發生率大幅提高。

                第四,商業賄賂國際化趨勢逐步明顯。從近年來查處的朗訊案、德普案等可以看出,跨國公司的商業腐敗愈演愈烈,我國的海外公司在國外的腐敗也比較嚴重,已對我國的經濟安全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第五,商業賄賂案件已開始與黑社會案件相互交叉,在一些地方,黑社會組織已經控制了招投標等活動,法律被破壞,市場被踐踏。

                第六,涉及案值金額持續攀高。商業賄賂的金額一般也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提高,例如建筑工程領域,隨著工程造價的提高,回扣等賄賂形式的數值也會有所提高,受賄幾十萬、上百萬的案件并不少見,案值上千萬的大案也多有發生。

            二、反商業賄賂中的四大缺失

                總的來說,形成商業賄賂的條件是多方面的,反商業賄賂也應當多管齊下,突出重點,當前我國在治理商業賄賂過程中存在著某些不足,大致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立法性缺失。以德普案為例,天津德普診斷產品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診斷設備生產企業美國DPC公司的子公司,銷售量占中國市場的三分之一。根據美國司法部于2005520日提供的報告,天津德普公司于1991年至2002年期間,向中國國有醫院醫生行賄162.3萬美元,用來換取這些醫療機構購買其產品,德普公司從中賺取200萬美元,該行為違反了美國《海外反腐敗法》,被美國司法部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處以479萬美元的巨額罰金。天津德普公司作為中國法人,在中國連續行賄十余年而未被查處,卻受到了美國執法機關的處罰,這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的缺失提出了挑戰。目前我國對商業賄賂的立法主要體現在非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兩方面,刑事法律主要包括兩高的司法解釋,非刑事法律主要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和《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我國《刑法》并未直接對商業賄賂行為作出罪行定義,“公司、企業或其他單位工作人員賄賂罪”中對商業賄賂構罪數額的約定也不明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8條雖對商業賄賂行為作出了定義,規定經營者為銷售或購買商品而采用財物或其他物品進行賄賂,損害其他經營者權益,以爭取交易機會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是商業賄賂行為。從該條文以及國家工商總局的相關解釋可以看出,商業賄賂的對象既可包括交易對方,又可包括與交易行為有關的其他人。而之后國家工商總局出臺的《關于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中卻將商業賄賂界定為“經營者為銷售或購買商品而采用財物或者其他手段賄賂對方單位或者個人的行為”。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對商業賄賂的定義相比,《暫行規定》縮小了商業賄賂對象的范圍。刑事法律未直接規定商業賄賂行為,非刑事法律,法規對商業賄賂行為的規定又存在不一致,我國目前立法對商業賄賂行為界定的缺陷可見一斑。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我國目前只對直接商業賄賂并獲得收益的行為進行處罰,對諸如間接從事商業賄賂的控股人責任卻沒有規定。而實踐中,控股人對其所控制的企業實施商業賄賂的行為大多采取縱容、放任等態度,不能有效行使其監管職責。而我國現行反商業賄賂法律體系中,對控股人的責任卻沒有規定,這樣我們只能追究具體實施商業賄賂行為的直接責任人,而對幕后的間接指導者,卻無從對其追究法律責任。

                第二,制度性缺失。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在這一階段,新舊體制交替,新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司法體制跟不上社會形式的迅速發展,上層建筑相對于經濟基礎而言顯得有些滯后,這為賄賂犯罪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一定的空間和縫隙,為某些投機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體制的缺失不僅制約了經濟的發展,更嚴重的是腐蝕了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商業賄賂已成為整個社會所認可的一類市場潛規則。

                第三,政策性缺失。在市場經濟大潮下,有關部門和某些地方政府為發展經濟,只要能招商引資,只要不中飽私囊,無論采取何種手段都不作犯罪處理,這樣,在政策的保護下,商業賄賂泛濫,并且還引發了大量其他形式的犯罪。

                第四,懲罰性缺失。目前對商業賄賂的處罰普遍偏輕。刑事方面,對自首、立功等從寬情節掌握較松,酌定不起訴大量適用。實踐中,一些司法機關的做法是對于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一律減輕處罰,甚至連降幾個量刑幅度直至減到最低刑處罰,最后使用緩刑結案。對于行賄案件,除個別起訴外,對可以不起訴的,一般不起訴。對于輕微的受賄案件,只要認罪態度誠懇,能積極退贓的,一般也不追究其刑事責任。行政處罰方面,我國對商業賄賂的處罰幅度是1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而對涉及政府采購等大的商業賄賂案件來說,合同金額動輒數十億元,處罰畸輕使得威懾力喪失。

            三、治理商業賄賂的相關對策

                商業賄賂成了市場上通行的潛規則,增加了企業運行的隱性成本,破壞了誠實信用的商業信條,踐踏了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運行準則,損害了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筆者認為,當前治理商業賄賂應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完善立法,為預防和打擊商業賄賂提供法律保障。首先是要完善刑事立法,在刑法中對商業賄賂的構罪要件進一步細化,例如要進一步細化在商業賄賂中對財物概念的理解,財物概念的外延也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而逐步拓展的,因此刑事立法也應當對財物的概念適時加以完善,在這方面,可以借鑒國際上的一些先進的立法經驗。其次是要完善非刑事法律,無論是法律法規,還是政府規章,對商業賄賂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要統一,避免不一致。例如近年來在購銷活動中興起的銷售商以不開具發票為條件滿足購買者價格優惠的要求,這種商業賄賂行為由于既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又損害了國家的稅收政策,所以危害性更大。對于這樣的新型商業賄賂,我們在立法上也應當適時加以調整,及時作出反應。鑒于《反不正當競爭法》中有關商業賄賂的內容較為籠統,部門規章的效力層級又偏低,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在適當的時候制定統一的《反商業賄賂法》,從而使商業賄賂治理工作有統一的法律可以遵循。對于情節輕微的一般商業賄賂行為,可以考慮從立法上加大對相關單位和責任人的經濟、行政制裁力度,在經濟制裁中,處罰力度應當根據涉案金額的大小上下浮動,避免隔靴搔癢的情況出現。

                第二,加強市場主體自身拒腐防變的能力。在市場主體內部應當進一步健全財會制度,明確相關責任人,責任人要對企業財會的真實性負責,同時加強審計制度。市場主體自身也應當進一步健全和完善,推進行業協會、商會管理體制改革,清理規范社團、行業組織和社會中介組織,使行業組織通過制定行規、行約以及行業標準等,對企業人員行為進行約束,勿以惡小而為之,在商業賄賂已作為一種市場潛規則的今天,我們更需要通過群體的自我約束行為來凈化社會風氣。

                第三,加強刑事司法部門與行政執法部門的工作銜接,堵塞法律空隙。我國刑法中對商業賄賂的構罪條件表述比較模糊,僅以“數額較大”作為標準立案,然而對數額較大的起點卻并未確定,刑事司法部門往往依據內部的一些指引性文件作為依據定案,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刑事司法部門與行政執法部門之間的管轄沖突。行政執法部門在查處商業賄賂案件時,往往根據部門利益和自身判斷決定是否將案件移送刑事司法部門處理,這樣很可能造成將一起本可以犯罪論處的商業賄賂案件僅通過罰款、警告等方式結案。因此,必須在刑法條文中明確對商業賄賂犯罪的構罪數額標準,不夠標準的一律由行政執法部門處理,這樣明確了管轄權限,才能切實形成打擊商業賄賂的合力。

                第四,協同作戰,加強國際合作。經濟的全球化使我國跨國公司、海外公司大量出現,同時國外諸多大公司企業也紛紛在我國投資設廠,這必然導致商業賄賂主體、對象的全球化。只有加強國際合作,同時借鑒國外預防打擊商業賄賂的成功經驗,我們才能贏得商業賄賂治理工作的最后勝利日。

            乐通lt118首页,乐通lt118备用网址,乐通lt118开户